經常地，當新古典理論提出一些明顯不可信的關於人們行為的意見時，就試圖透過一種“好像……”的句式來建立可信度。
例如，在消費者理論中，就認為這種分析不要求人們知道他們的效用函式並採取行為去最大化它們（服從於他們的預算約束），而只要求人們的行為“好像他們是這樣做的”。
在成本最小化工廠的例子中，也有同樣的論述。這種“好像他們是這樣做的”的論述方式，也已經用在了理性預期假說中。在消費者理論中，這種“好像……”的論述方式可以被證明是適當的，其依據是效用最大化假設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同義反復的——任何一種可以想到的行為都與效用最大化相容，這是因為他們總是可以認為當事人不會在市場中採取一種不能給自己帶來最大邊際收益的特別行為。
在工廠理論的這個例子中，他們也可以認為，成本最小化是競爭強加在資本家身上的——那些不按這種方式行動的人就會被淘汰。
這些理由中沒有哪一種適用於理性預期假說。假定人們擁有經濟的完全知識不是同義反復，這是因為理性預期假說本身也認為甚至在最理想的條件下也會有一些人的行為不是如理性預期假說所預測的那樣。再者說，假設預測中的錯誤一定會使人們透過試錯來逼近正確的模型也是不對的，儘管有些學者是那樣認為的。而認為人們沒有其他的辦法，
只好透過試錯來得到正確模型的觀點，是理性預期假說的最後的一道防線。這一道最後防線假設了它試圖證明的命題並且在理論上是無效的。
首先，我們來考察這個命題，即一個理性的行為人會透過注意到他或她的預測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而“逼近”正確的模型。為了做到這一點，先要假定這個世界是嚴格決定論的並且所假設的行為人確實知道正確的模型。在這樣的條件下，每一個按年代先後發生的事件都是唯一的（在完全同等條件下個體行為從不重複自己）的事實將不會造成任何問題。例如，稅率對個體的一個變化，可以被正確地預測為有著相同的影響，無論物價是上漲或下跌。然而，如果某人心裡有了錯誤的模型，他就不能很好地保持“其他情況不變”的假設。
也許他有時會偶然地或出於錯誤的理由，陰差陽錯地做出了正確的預測。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區分哪些預測上的錯誤是由於模型的錯誤設定造成的，而又有哪些是由於隨機影響干擾了根據一個十分正確的模型做出的預測而造成的。這個問題和試錯的辯論，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提出來。理性預期假說本身就意味著，人們的預測更多地會偏離目標而不是準確命中；所假設的是他們的預測平均來看是正確的。
為了使一個人依據偏離了目標的預測重新形成他或她的模型，就必須知道預測對實際結果的偏離，哪些是系統的模型錯誤（在這種條件下就必須對模型做一些修正以更正這些錯誤），而哪些只是對真實的均值的隨機偏差（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應當對模型做任何修正）。沒有這種認識，理性預期假說中的行為人就得花很多時間去重新構建一個正確的模型，或者沾沾自喜地什麼都不做，相信系統性錯誤只是隨機的“噪聲”。僅當一個人事先知道正確模型的條件下，他才有可能成功地運用試錯法建立正確的模型。
與以上論述聯絡較密切的一個事實是，甚至在理論上，理性預期假說的行為人所做的每一個預測都是一個唯一的“一次性”練習。
理性預期假說的行為人實際上是在做一個從歷史資料（同時也包含一些關於未來的資訊如政府政策變化）中估計出來的計量經濟學模型。計量經濟學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一個模型的被估計的引數的無偏機率分佈涉及假設的多個結果，儘管除了科幻小說故事中的平行的世界外，實際的結果有且只有一個。
沒有哪位合格的計量經濟學家會認為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能夠透過試錯來獲得。相反，計量經濟學理論的整個體系都否認這個專門的規則。我們知道，從理論上講，沒有可選擇的其他結果會被理性行為人觀察到。而正是這樣一種理論上無效的辦法在理性預期假說文獻中得到了辯護。
在經濟模型中使用理性預期假說就陷入了柯勒律治（Coleridge）所稱的“自願剋制不信”，這種東西在閱讀小說時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因素，但在構建經濟模型時則具有令人懷疑的適當性。為了給理性預期假說增添一些假的而又貌似真實的東西，這一假說的踐行者們傾向於運用極其簡單化的模型——儘管最初的主張是行為人被猜測擁有關於經濟是如何執行的完整而全面的知識，而不僅僅是一些簡單的模擬。理性預期假說的政策含義，尤其是那些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取得一致意見的，幾乎都是來自極其簡單的且有時邏輯不通的假二分法模型。
新興古典經濟學與理性預期假說
舊的（前凱恩斯）古典經濟學的特點是信仰資本主義經濟在某個含糊界定的“長期”內，在貨幣嚴格中性的條件下，自動趨向調節到充分就業均衡。新興古典經濟學採取同樣的充分就業—貨幣中性的立場，但認為它適用於“短期”。
換言之，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實踐中對充分就業均衡的偏離將趨於最小。理性預期假說最合意的情景包括一個對勞資雙方貨幣工資總額談判的假設，在此假設中，唯一的變化是自發的貨幣供給。典型的模型中只有三個方程，一根
IS
曲線，一根
LM
曲線，一根產出的總供給曲線。
最後的這一個是用單一商品來說明的。大多數工人不知道“正確”模型的事實被撇在一邊，因為根據論證，工人們的工會代表們已經做好了掌握全面而完整的知識的家庭作業。
在談判桌的另一側，資本被假設為知曉同一個把經濟中的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聯絡在一起的模型。讓我們剋制不信（例如，忽略經濟學家們未能就經濟是如何執行的達成一致）來檢查一下這個簡化模型在新興古典經濟學家的手中是如何被運用的。
假設一次工資總額的談判，其中談判雙方都掌握唯一的完整的正式的關於經濟是如何執行的模型。進一步地，假設所有的價格都是可變的，以至於在工資談判的那個時刻，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處於均衡狀態。對均衡的假設包含了一個概念的引入，這一概念對新興古典經濟學來講是一個核心概念，即“自然失業率”（還有一個與它相伴的概念“自然產出率”）。這兩個概念需要詳細的審查。
在這裡，人們能體會到新古典經濟學以它最無恥的表現顯示出的自然主義傾向。不管怎麼定義，失業都不會是“自然的”，這個術語的使用純粹是意識形態。
在第八章已經提到，失業存在的必要條件是工人們不掌握生產所需要的手段。如果他們擁有這些手段，他們就沒有必要從一開始就出售自己的服務。有人會認為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好的世界，但是，一無所有的工人並不比奴隸更自然、更天生註定。
其次，根據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使用的定義，失業當然不能是自然的。理論上，“自然”失業率是指在勞動力市場處於均衡時的失業率。
既然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實際的經濟只能接近而不能達到，那麼，均衡的失業也是一個理想化的概念。
米開朗琪羅的大衛看來是人類形象的一個完美的代表，但它並非一個自然的人。再次，失業的實證表現不可能是由外在於人類進化的自然力——即某個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所產生的那種自然。作為一項實證範疇，“自然失業率”被認為是針對那些自願選擇不去就業的人。“自然失業率”假設基於最來解釋人們的這一選擇。
例如，一個人可以選擇不接受現行的工資而不去工作，是因為為接受這項工作所進行的搬遷成本太高；或是，現行的工資可能比他已經習慣了的工資低，因而等待一段時間以期待一個報酬更好的工作冒出來，不失為一個理性的選擇。
這些決策受到了社會制度的決定性影響：例如，失業救助的水平、期限，培訓專案的參與，以及由於性別、年齡、種族而造成的歧視。
實際上，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指出失業救助是造成“自願失業”的部分原因。這些因素可以透過立法和政府法令予以變更。當一種失業率能由於通過了一項法律或在法庭上贏得了集體訴訟而被改變時，把這種失業率稱為“自然的”，合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