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史說星語的第302篇原創文章

春秋大國爭霸戰爭，多是採取外交活動與武力威懾相結合的戰略，找一個發動戰爭的合法理由，拉一些諸侯國家的支援，最後以達到有限的政治（霸主地位）、經濟（朝貢）、軍事（增強勢力）目的而告終，儘量避免主力決戰。

《孫子兵法》吸取了楚莊王“止戈為武”的精神，又總結了齊桓、晉悼公等以強大武力為後盾，靠外交、攻心、宣傳等非武力手段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歷史經驗，在周武王“善戰不鬥”、管仲“至善不戰”的思想基礎上，發展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力爭全勝的國家戰略。

它認為，“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所謂伐謀伐交，就是綜合利用政治、經濟、外交和武力威懾手段，迫使敵方失去作戰的條件和意志。

不戰，決不是不要戰爭，更不是不要軍隊，恰恰相反，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在思想上、物質上都準備好用武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不戰而勝，或以最小代價迫使敵人屈服。它認為必須有一支“霸王之兵”，才能“威加於敵”，甚至極為誇大地要求與敵人力量對比上應達到“以鎰（二十四兩）稱銖（兩的二十四分之一）”。

《孫子兵法》的這一思想和西方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的觀點，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對立的。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他說：“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容易認為，一定會有一種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傷亡就能解除敵人的武裝或者打垮敵人，並且認為這是軍事藝術發展的真正方向。

這種看法不管多美妙，卻是一種必須消除的錯誤思想。”但是自從出現了所謂“終極武器”的核武器之後，為了避免人類的毀滅，許多明智的西方軍事家、政治家，紛紛對《孫子兵法》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命題進行研究。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德爾·哈特在《孫子兵法》英譯本序言中說：“在導致人類自相殘殺、滅絕人性的核武器研製成功後，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譯《孫子兵法》這本書了。”

他在他撰寫的《戰略論》的前面，摘引了21條軍事格言，其中第1至第15條都摘自《孫子兵法》。他特別讚揚“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說“那種不必經過真正的戰鬥而能達到戰爭目的的戰略”，是“最完美的戰略”。

20世紀70年代，由於前蘇聯的核武器基本上對美國佔有一定優勢，美國朝野都認為“確保摧毀戰略（以核武器為主要武器，以摧毀對方城市為主要目標）”已瀕臨破產。美國斯坦福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智囊”和“美國第一流戰略理論家”之稱的羅伯特·B·福斯特，與“日本安全保障中心”主任三好修合作，共同研究對蘇新戰略。

1980年三好修寫了《蘇聯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略》一書，其中專闢一章《孫子核戰略》，引了《孫子兵法·謀攻篇》有關“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段文字。分析了美國“確保摧毀戰略”的缺失後，提出參考《孫子兵法》構建的核戰略理論，主要有三點，其中第三點是主張美國應從純暴力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把同蘇聯對抗的手段，超越軍事領域，擴充套件到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爭取不戰而勝。

他說：“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軍事觀點非常深奧，觸及了核戰爭的實質，具有現實意義。核戰爭會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理應盡力避免。眼下最理想的戰略，還是孫子提出的觀點，不戰而克敵，不付代價取天下。”可見《孫子兵法》這一戰略思想，對現代軍事仍具有相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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