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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亶父雕塑

周人起源

周人的祖先是黃帝曾孫帝嚳，元妃姜嫄的兒子棄，

即后稷。商朝初年，后稷的後代公劉率族人從邰遷到磁。周人早期居於陝西武功一帶，公劉時，周部落則已遷居於豳（今陝西旬邑）。由遊牧部族漸變為農耕為主的城邑。自公劉起，又經九世傳位，到古公亶父為部族首領時，周人受薰育戎侵襲逼迫，不得不遠徙。他們越過漆、沮和梁山，遷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寫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後來演變為周字。

周原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耕條件優越，經濟發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營舍，建邑築城，國力迅速恢復壯大。遷到周原以後，周與商有了聯絡，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與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穩定的同盟關係，卑事商王武乙，於商的保護下積聚力量，並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統，特別是有關於天命的觀念，周朝建立之後，這套天命觀念經過了周公旦（姬旦）的整理，成為立國的政治法理基礎，進而形成了影響後代王朝數千年“奉天承運”的君權神授概念。

古公亶父之時，周部落已頗具規模。而且有三子，偏愛小兒季歷。長子太伯及次子仲雍為順父意傳位與季歷，自身逃亡荊蠻，與當地本土氏族結合，後為吳國。而根據《竹書紀年》以及民國之後疑古派顧頡剛等人的看法，此時期的周國已經有了“翦商”的想法，吳國的建立則是打算建立西、南兩個戰略方向的結果。

古公亶父的爭議

太王亶父又稱“古公”，最早見於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史記·周本紀》載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追尊古公為太王”等語。其後，《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後漢書·西羌傳》等史籍都因襲其說，“稱太王亶父為古公”。朱熹在《詩集傳》、《四書集註》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王之本號”。直到現代各種歷史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等，在闡述周族的興起時，都大談“古公”的業績。可見這一稱謂源遠流長，根深蒂固。

然而，這一稱呼卻存在爭議。

清人崔述在《豐鎬考信錄》中辨析說：“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書》曰：”古我先生‘，古，猶昔也。’古公亶父‘者，猶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婁者也。”現代學者孫作雲在所著《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一書中也指出：“‘公亶父’不能稱為‘古公亶父’或‘古公’。《詩經》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馬遷不察，在《史記。周本紀》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這是不對的。”

《詩經》中有許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雲：“自古有年（豐年）”；《大雅·思齊》雲：“古之人無”等。《大雅·綿》中的“古公亶父”之句，“古”字亦應作從前、往古講，而不能解為“公亶父”號為“古公”。《商頌·玄鳥》中，有一個同樣的句式：“古帝命武湯。”這就是說，從前上帝命令武王湯。如果解為商湯時的上帝號為“古帝”，於理不通。

但在《史記》之前，先秦和漢初典籍未有稱太王亶父為“古公”者。如《孟子·梁惠王下》陳述周太王的事蹟雲：“昔者大王居亶”，‘故大王事獯鬻“，不稱其為古公。《呂氏春秋·開春論·審為》篇論說周太王遷居的故事，也毫不提及太王之號“古公”。漢初成書的《尚書大傳》，卷三《略說》中敘述周太王避狄人之事，一連用了六個“太王亶父”而不稱其為古公。可見周太王亶父之別號“古公”，始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根據種種跡象，一些學者判定，太王亶父之號“古公“，是司馬遷誤解《詩·綿》之文所致。

不過，也有學者在努力為“古公”之號的來源尋找根據。錢穆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引《水經·汾水注》：“汾水西過長修縣南，又西與古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東注於汾。”又引董佑誠曰：“臨汾故城在今徐州東北，水在西北古山下。”得出結論說：“臨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稱古公。”

《楚辭·天問》有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聞一多《天問疏證》解釋道：“古即古公亶父之古，本地名，當在沮、漆二水之間。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復逃歸古。”由上述論證說明，“古公”之號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說在山西臨汾縣，一說在陝西沮水、漆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