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在文學和史學上的成就，為世人所熟知，而其舉賢任人的政績，多年來不被人們所談起。但是，只要稍稍留意《宋史》本傳和他的文集，我們就會發現歐陽修也是一位“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己任”的伯樂。據《宋史？歐陽修傳》載，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這些北宋的大政治家、大文豪，都是由歐陽修的“獎引”“賞識”而“顯於世”的。不止如此，細查其《文集？奏議集》，屬於他推薦人才的奏議就有將近三十折，人數達四十多，除上列五人外，歐陽修推薦過的著名人物還有程顳、張載、司馬光、梅堯臣、宋敏求、劉羲叟、呂惠卿、富弼等。做為一個前輩，他“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
歐陽修生當北宋中期，此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刺激著許多當政者的神經，他們為扭轉這一局面紛紛獻計劃策，但是“有司之所知”僅限於“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這樣一些表面上的道理，而歐陽修則獨具慧眼，在他同時的政治家中，最早撥出“莫先乎任人”的國號。他在《本論》中說：
然財豐矣，取之無隈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巳可使，財以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
這樣，歐陽修就把“任人”的問題，提到了挽救時局危機的一個首當其衝的地位上來了。更為可貴的是，歐陽修雖然強調“任人”的重要，但並不主張孤立地抓“任人”。他認為必須把“任人”與“均財”“節兵”“立法”“尊名”這些政策相互結合。
歐陽修還針對守舊派當政，壓抑有志於改革的人才的現象，提出“尚名”的主張。他在《本論》中指出：
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乏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
他向最高統治者建議，要廣開進賢之路，透過各種途徑去選拔、任用人才。歐陽修選拔人才主要是透過以下幾個途徑：
一、建立按察之法
宋朝初年，各路轉運使兼管監察官吏之事，並規定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實行一次考察，決定升降。但是，由於監察之法不完備，監司本身不勝任工作，或營私舞弊，拉關係，走後門，致使一些老朽無能之輩仍然竊居官位，甚至加官進爵，有才幹的新鮮力量不得任用。政權機關辦事效率極低，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針對這一嚴重情況，歐陽修在慶曆三年（1043年）以知諫院的身份，寫了《按察官吏子》上奏皇帝。
乞特立按察之法……選強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於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跡者，皆以朱書于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
歐陽修的奏議得到了富弼、范仲淹的支援和贊同，於是在同年以張顯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但是，由於這辦法實行下去，必將嚴重地成脅守舊勢力和那些者朽昏庸的當權者的地位，所以受到了反對勢力的極力的破壞，使按察之法不能徹底地貫徹執行。
二、改革科部考試
歐陽修是宋代的古文大師，上承韓、柳，下啟曾，王、三蘇。他對五代以來頹糜文風深惡痛絕。可是，宋初以來科舉取士，這種文風仍然可博得考官的青睞，歐陽修認為這是阻礙人才、踐踏人才成長的弊端，最早地站出呼籲改革這弊端。他多次上奏皇帝，論述當時科舉之弊，建議優先選取有治國治民才能的人。為此，他主張改變原來前先考詩賦、後考策、論的方法，實行先考策、論，後考詩賦。如果策、論的成績考得不好就取消加詩賦考試的資格。策、論作得如何，能夠表明應試者對治國治民的見解何，所以歐陽修這一改革主張，表面來看，只是考試科目程式先後的一個安排問題，實際是對取士標準的一次重大改革。
1057年，歐陽修以鐵的手腕，把那些為當時社會所推譽，只會吟詩作賦，而並無治國的真才實學的人，一概剔除，錄取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的應試者。程顥、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曾鞏，就是在這年考試及第的。歐陽修不愧為一個當世的伯樂，連宋仁宗也都興高采烈地稱讚所錄選的人是“奇才”。可是一些守舊勢力，卻覺得這是一個嚴重地威脅，公開無理取鬧，有一次在歐陽修早晨上朝的路上，聚集於馬前，妄圖迫使歐陽修改變他的主張，但是歐陽修義無反顧，不為動搖。
三、親自考察推薦
歐陽修認為，選拔人才不能只憑科舉考試，對於有一技之長者；透過實地考察，可以不拘一格，不論身份地位，破例錄用，提升。他自已就親力親為，無論是居朝延之上，還是牧守於地方，都把人才發現、考核這一工作做為一件大事來抓。凡是他認定的人才，都一薦再薦，直到各得其所為止。
比如：宋代有名的天文曆法學家劉羲叟，原居澤州（今山西晉城東北），不為人所知，歐陽修奉使河東，聽到了當地人的推薦，便與劉羲叟親自談話，瞭解他的學識，從而發現劉是一位博古通今可與漢之歆、向、張衡相提並論的奇才，當即向朝廷推薦，備顧問之用。後來，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劉羲叟是做了重要貢獻的。
又如福州有一個處士，名陳烈，經過地方上的推薦，已使其“教學於鄉里”。當歐陽修瞭解陳烈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後，認為只是安排在福州做教授，要將他召致太學。陳烈辭讓不就，歐陽修就再次上奏，讓朝廷再次下令召致。
這說明，歐陽修思賢如渴，任人唯恐不盡其才。歐陽修在獎引人才的同時，還注意淘汰工作不勝任者。
他每下到地方視察，發現有不勝任其職的地方官，便上報朝廷，實行“替移”。他出使河東，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便開具姓名指出事實，對老昏無能者一律罷黜。
四、把“館閣”辦成培養高階官吏的學校
北宋設有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三館和秘閣、龍圖閣等閣，通稱“館閣”，館閣之士都是明於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的學問家，其責任是分掌圖書經籍和編修國史。歐陽修主張國家官吏，特別是高階官吏的培養工作，應由“館閣”來承擔，把“館閣”辦成一個培養官吏的學校。這就是說，歐陽修為宋王朝的長治久安計，十分注意從知識分子中選撥官吏。
他認為對一些大學問家，應“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權”，使“識者盡其謀”。但是，在仁宗期間卻規定“館閣”只置編校八人，歐陽修認為太少，建議恢復宋朝初年“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的做法，只要是“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都要擇其優而用。歐陽修主張這樣做，就可以保證中央樞紐機關，平時有一群學間家為基本隊伍的顧問參謀，在需要時可以擇優選撥。
但是，歐陽修並不是只主張從“館閣”中培養官吏，他也注意選撥有工作經驗的實幹家，他認為應該讓“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的人，這樣來選拔國家的官吏，不能不說是一種特別有利的措施。即使對今天，也仍有可借鑑的意義。
五、反對利用職權任用私人
宋朝官濫，內部為了派系之爭，常常結黨營私，這樣就勢必使一些既無學問又無能力的庸朽之徒，得以乘機竊居要職。為矯正這一弊端，在慶曆二年（1042年）由皇帝下令
“今後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
可是詔令頒下才幾個月，身為宰相的呂夷簡，就把自己的僕人袁宗等二人舉薦為官，歐陽修瞭解這個情況後，不懼權勢，毅然上奏皇帝“帶伏特追奉職之命……不可為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慶曆三年（1043年），翰林學士蘇紳、葉青臣相繼解職，這時一些皇帝的近臣見此肥缺，都爭相欲謀此位。歐陽修聽到這個訊息，上書皇帝
“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
這個上疏，直接針對大權在握的中書，可見歐陽修為了堅持正確的“任人”標準，是不懼權臣的淫威的。
結束語
歐陽修在“任人”上這一系列的主張和措施，得罪了當朝者呂夷簡、夏竦之輩。這些人聯合一起，向歐陽修發動了攻擊，指控歐陽修等人為“朋黨”，特別是在“慶曆新政”失敗之後，這種指控的聲浪更加放肆囂張，而歐陽修則冒著丟官亡命之險，毅然上書抗辨。
著名的《朋黨論》一文，就是在這種鬥爭形勢下寫就的。該文采用欲進先退的寫作手法，首先表示不反對“朋黨”這一概念，而且肯定了這一概念是古已有之的。但是馬上躍起筆鋒，指出“朋黨”有兩種，一種是“君子之朋”，一種是“小人之朋”他說；“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的朋，是在“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因而是“偽朋”；君子之朋，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而結成的“朋”，他們能夠“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這種朋是“真朋”。他指出：
“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這樣，歐陽修就在理論土痛斥了論政的謬論。
歐陽修“任人”的主張，為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所採納，也為稍後的王安石為首的“熙寧變法”所承受。王安石、呂惠卿等“熙寧變法”的首要人物，也都是歇陽修推薦過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歐陽修的“任人”主張，他為“熙寧變法”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