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成功之後，中國的命運將有何改變呢？老一輩的太平天國權威史學家簡又文（1896-1978）給出了他的假說：
中國社會可能在以下五個方面發生根本性變化——
首先，
基督教將從革命信條變成國家宗教。
這將使廣大民眾建立一種嶄新的精神生活，並且消滅腐朽敗壞的社會習俗及所有的迷信活動。
其次，作為民族復興的一部分，
西方思想將被引進
，這會促進工業的發展，並最終使中國甚至能夠先於日本轉型成一個現代國家。
第三，將效仿西方模式，並強調基督教的慈愛精神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念，太平天國可以建立並實行徹底的
新社會福利政策
，並對廣大民眾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四，隨著革命的成功，對於內政和外交事務，
新的國家目標
將會逐漸形成。
第五，
國人將不必忍受隨後數十年間自己的國家被征服和剝削的恥辱。
（摘自簡又文《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P9 九州出版社）
雖然說這樣的假說令人熱血沸騰，給人一種歷史穿越小說般的快感。但是，簡又文的說法，實際上多有空幻，多半隻是他的個人嚮往。
簡又文的五條假說中，第一條和第二條明顯有所重複。畢竟基督教屬於西方思想的一種，可能他說的西方思想，很想要強調的是“德先生、賽先生”之類的現代化觀念。就算刨去這點顯而易見的錯誤，更讓人奇怪的是：
一、基督教變成國家宗教之後，怎麼就會消滅“腐朽敗壞的社會習俗及所有的迷信活動”了呢？
這無疑是對基督教這種宗教形式的過分拔高。
且不說，何為“腐朽敗壞的社會習俗”、何為“迷信活動”？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定義的過程。作為基督教代言人的傳教士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起了很強大的作用，但這種“代言”不代表基督教本身就能消滅塵俗陋規。消滅塵俗陋規的責任，應當歸之於現代化。
我可以舉一個歷史上十分弔詭的畫面：1900年，位於北京的西什庫教堂被十數萬義和團保衛，裡面只有上千名的教民和不到一百名外國人，但直到義和團運動結束，這座教堂仍然屹立不倒。
人們總是將義和團的愚昧形容的繪聲繪色，什麼手捏三根香衝鋒、戰鬥前祈求神靈等。但在西什庫教堂內部，我們看到的畫面仍然如此：教民們每天禱告上帝，傳教士和外國士兵將戰鬥的勝利歸因於上帝保佑等等。
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另一種程度的迷信，只不過形式不同，只不過基督教這種宗教形式，背後站著的是堅船利炮，而我們的民間信仰，背後站著的是瘦骨嶙峋的義和團團民。
二、難道只有太平天國運動會導致西方思想的引進嗎？
且不說1840年後魏源林則徐等人的開眼看世界。就在當時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李鴻章、左宗棠等後來的晚清重臣就認識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重要性，在當時就已經建立了洋槍隊，並對湘淮軍進行西方式的軍事訓練。
這種軍事思想（當然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的引進到後來器物層面的引進，被教科書論斷為“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但卻是一種相當務實的方法。
也許，簡又文所說的西方思想，是包括“愛國、自由、民主”等關鍵詞在內的現代化理念，是能夠在社會上、在普羅大眾間發生巨大化學作用的思想。他想說的，可能是太平天國運動會加速西方思想引進的速度。可是我們看太平天國運動本身，他對西方思想是否有很大程度上的引進呢？
結果是令人懷疑的。因為太平天國所謂的基督教思想，是儒家化後的基督教，在當時就被外國傳教士認為是一種“新的教派”，他本身根植的土壤是中國。
簡又文第三條說會有
新社會福利政策
，儘管我們能發現太平天國有這樣的“福利政策”，諸如女倌、老人倌等等，但很難說是純粹引進西方的結果。這些創舉基本都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主導，創設出來的機構，我們很難界定到底有多少是他們本身就會這麼想，還是說受到了太平天國的決定性影響？其實這些看似具有現代性的“慈善機構”在中國古代並不稀奇，在鄉村治理的模式中屢見不鮮。
所以，太平天國所謂的“革命性”，何嘗不是一種小農思想的復古呢？
再有簡又文想的“新的國家目標將要形成”、“中國不再受到剝削和壓迫”，這都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幻想，言語間的含糊其辭也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在這本書的序言中，美國漢學家史景遷相當委婉地批評道：
“這的確是一本熱情洋溢、充滿個人情感的書，而作者在其中持有一定的立場也著實無可指摘。他來自廣東，不滿清朝統治，無法（也不想）掩飾自己對洪秀全的同情（勝過對曾國藩的同情）。”
史景遷評價一個歷史學家撰史的時候具有“個人情感”，這種話說出來就已經是對作者不客觀撰史的一種“批評”，儘管他後面說是“無可指摘”，但這更多的是一種感情上的理解，而非史德上的認可。
然而，簡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做到了重要的奠定作用的。他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在那個時代幾乎只有中國大陸羅爾綱可以與之媲美。
誠然，簡又文如此撰述，自然有其時代的背景。簡又文研究太平天國史，多在革命和冷戰的大背景下，因而難免陷入了眾人皆犯的錯：“以論代史”。
何謂“以論代史”？
即先有自己的論點，然後再去找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這樣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屢見不鮮，但這是宣傳的方法、是辯論的方法，不是歷史的方法。因為歷史是講究“現場感”的，是要求“客觀”的。
人們學習歷史的時候，總是希望“以史為鑑”，希望歷史能夠照進當下。所以這樣的“以論代史”的習慣，充斥著絕大多數人的腦海。
簡又文的錯誤，也是不落窠臼地陷入那個“以論代史”盛行的時代。無數史學家被意識形態所累，直到至今成了我們一定程度上繼承的“遺產”。所以太平天國的原貌是怎樣的，在多數人眼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想透過太平天國革命來說些什麼。
有的人想要說革命萬歲，千方百計地給農民革命以正義性。
有的人則想要痛斥農民的恣睢暴戾、目光短淺，呼喚精英和英雄的到來。
無論站在何種角度，人們都可以從太平天國中，裁剪出部分史實，用來佐證自己想要表達的觀點。
但那都不是真正的太平天國，而是人們建構出來的一個認識“太平天國”的另一個東西罷了。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了這麼一個奇怪的寓言：
一些囚徒世代生活在洞穴中，人的脖子和腳被鐵鏈鎖住，他們不能回頭，只能看到自己面前忽閃忽閃的影子，而看不到背後的光源。
他們認為這些影子才是“實在”，用不同的名字來稱呼他們，但他們永遠不知道，背後的東西才是“實在”。
後人無論再怎麼努力，實際上都如同洞穴中的那些個囚徒一般。我們無法回頭，正如我們無法讀透那個時代，連找那個時代的所有資料都不可能（事實上，我們連解讀當代都很困難）。因而最簡便，看起來最有“啟發”的辦法，就是“以論代史”。
我們都是在用一個又一個的“影子”來去倒推那個“物體”，但“物體”是怎麼樣的，我們永遠不能知曉。但所有人都覺得無所謂，因為許多人的目的，本身就是描繪一個又一個的影子。
這會陷入一種徹底的不可知論嗎？我的研究生導師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們永遠無法找到歷史真相，只能無限逼近他。”
所以，我們無法找到太平天國的“真相”。
太平天國已逝，再性感的假設都毫無用處。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需要用大喇叭宣傳的時代（或可謂之：告別百年激進）。
但我們能做到的，是想方設法理解那個時代的脈搏，想方設法地“成為”那個時代的人，去共情、去共鳴。也許，這樣我們才能有了和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歷史真正溝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