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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是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等人發起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其中孔教是重點批判的物件。從思想層面來講，“新青年”們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是勢在必行的，“打倒孔家店”這場戰績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等人並非一開始就明確意識到必須大力掃清封建殘餘。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許多“新青年”都曾認為只要引入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觀念，就能取得“新民”的效果。陳獨秀和魯迅等人之所以激烈批判孔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儒家衛道士們的刺激。

袁世凱在剛登上總統寶座後，便打著“尊孔”的旗號，以“維護傳統”和“順乎國情”的名義將孔子塑造成偶像，為復辟帝制掃清障礙。袁世凱和滿清皇室一樣都想復辟帝制，但透過竊取辛亥革命成果而成為大總統的袁世凱，並不像滿清皇室一樣名正言順，因為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帝制。

因此，袁世凱先是發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學博大”；之後又釋出《祭聖告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

在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之後，尊孔思潮卻沒有因此而湮滅，反而愈演愈烈。如康有為等維新派趁著國會立憲之機，在《申報》發表了公開信，提出了“以儒教為國教”主張，並且針對“廢止跪拜”提出了這樣的反問：中國民不拜天，不奉耶、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

康有為還認為孔教是維繫民族的根本，因為孔教是一種民間社會之習俗、教化，它的力量支撐著社會的運轉和自治，使得“四維猶有一張，萬方猶未同惡”。因此不僅不能廢孔，還應將之奉為國教。

在這種形勢下，原本以為透過輸入新思想就可新民救國的“新青年”們猛然意識到：光靠輸入新思想是行不通的，在輸入新思想的同時還應掃清傳統思想的障礙。因此，“新青年”們以《新青年》為陣地，對封建君主制度的支柱儒家思想發起了猛烈進攻。

如陳獨秀髮表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袁世凱復活》等，吳虞發表了《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蔡元培發表了《信教自由會之演說》，魯迅發表了指出禮教吃人的《狂人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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