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歷史長河當中，誕生了許多世界性文明，而中華文明以其獨特性和延續性成為其中最為特殊的一個。輝煌的中華文明，為世界留下了許多遺產，比如“帝國制度的樣板”，再比如四大發明。不過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在科技領域所作出的貢獻，而科技是一個快速發展、不斷淘汰舊事物的過程，然而制度和思想不一樣，它可能無法永葆生機，但它的核心帶給人類的意義會一直存在。
易中天先生就在他的《兩漢兩羅馬》一書當中寫道：“一個如此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不靠血腥和暴力，卻能長時間維持統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後重建家園，維繫文明數千年不中斷，這裡面難道沒有原因？這就是中華文明的意義。”在現代社會，人類社會成為一個整體，但與此同時民族、宗教信仰、經濟等領域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而中華文明早在數千年前就成功締造的帝國模式，在如今雖然已經落後，成為封建制度，但制度裡的精華與核心仍舊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良藥。
當然，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統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接下來將從帝國制度的根基——科舉制度入手，講述科舉制度的意義，以及它帶給人們的思考。
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獨有的人才遴選制度，它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根基，對於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給中華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中國人對於歷史、考試的重視，就是科舉制度影響民族性格最明顯的代表。
對於中國的學子來說，高考是最重要的一場考試，每當一年一度的高考來臨之際，與高考有關的話題都會登上熱搜，成為社會焦點話題。對此許多人頗有微詞，認為高考制度不重視素質教育，缺乏活力，是對學子思想的束縛，更有甚者對於科舉制度也進行猛烈的抨擊，認為它是封建糟粕。而這些批評者多會借用古人的評價，比如《儒林外史》對於科舉制度辛辣的諷刺，再比如明朝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對科舉制度抨擊道：“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清初的關中大儒李，也指出八股取士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結果，比“洪水猛獸”還要厲害得多。而到了近代，抨擊科舉制度的更是不勝列舉。
從這些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他們或是深受八股取士之害，或是面臨亡國滅種之危，因此他們抨擊科舉制度其實是在抨擊思想專制，倡導改革，但若是因此就覺得科舉制度一無是處、是封建糟粕，應該摒棄就完全是在以偏概全。
科舉制度當然不是完美的，唐朝時世家大族主導選拔，明朝時八股取士日益僵化，清朝時制度落後……這些都是歷史上的事實，民國時期抨擊科舉，倡導民主與科學也是歷史潮流，但時至今日，我們看待歷史應當客觀。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幾經浩劫卻傳承了數千年的古老國家，科舉制度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為政府選拔了大量人才，同時在社會中形成重視文化、熱愛讀書的氛圍，這一點恰恰是當今中國人最需要的。而且，即使民國廢除了科舉制，模仿西方的文官選拔制度，弊病仍在，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考試製度之廢棄，僅其一例。”因此，明清時期國家的問題，根本原因在於體質的腐朽和經濟基礎的滯後，而不在於科舉制度。
有人說科舉制度誕生於隋唐，但其實科舉制度是一個逐漸系統化的制度，從漢代的察舉制開始，國家便想透過制度選拔德才兼備的賢士，即使是最被人詬病的九品中正制，道德和才能仍舊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到唐朝時，科舉制度逐漸完善，而宋朝時，科舉制度已經走向輝煌，其中的“糊名制”和“謄卷制”直到現在仍舊被高考制度所借鑑。
縱觀科舉制度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人才選拔是它的核心。而且由於科舉制度以儒家思想為考試內容，因此中華民族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歷經劫難延續至今的核心，就在於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
曾經西方人非常崇拜中國的科舉制度，許多西方學者主張引進中國人才選拔制度，比如英國著名學者伯頓於1621年出版的《憂鬱症的解剖》，在講述中國的科舉制度時，說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於出身的高尚。”英國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時，模仿中國的科舉制度創立了文官選拔制度，成為現代西方文官選拔制度的源頭之一。因此，那些盲目吹捧國外人才選拔制度的人們，不知道的是，西方的人才遴選制度的淵源之一正是他們所不屑的科舉制度，這種做法可謂一葉障目，本末倒置。
當然，科舉制度本身不是完美的，正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當中寫道：“科舉制度在每個朝代都有不同的發展……在明清時期它走向了僵化，但切不可因此把它看輕，它對於中華文明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 ”正如當今的高考制度一樣，它不完美，它存在弊端，但它承載了無數中國學子的夢想，它是階級流動的階梯，也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因此，我們應當做的，是踏著歷史長河，透過科舉制度的興衰，從歷史中得到經驗，順應歷史潮流，不斷完善高考制度。因為“歷史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過去的財富，是對未來的預示。”（於賡哲）
參考文獻：《兩漢兩羅馬》易中天
《儒林外史》 清·吳敬梓
《日知錄》 明·顧炎武
《國史大綱》 錢穆
《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易中天
《憂鬱症的解剖》 英·伯頓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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