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年輕時接受的是傳統的儒家教育。由於程朱理學與科舉制度的結合，當時的年輕學子無不從研讀程朱理學的課本著手，準備應試科舉，王陽明也不例外。

據說在年輕時，他深信朱熹“

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的說法，認為只要透過“即物窮理”的方法，就可以把握事物之理，逐步成就聖賢。

21歲時，王陽明和他的一位朋友一起，以庭前的竹子為物件，冥思苦想地“格”了7天，結果兩人不但沒有窮到“理”，反而都因此累倒了。

此後，王陽明便被一個問題深深地困擾著：理究竟在哪裡？

後來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那裡地處西南，條件艱苦。

在困苦之中，王陽明不斷地思考，若孔子處於如此環境中將有何作為。

經過一段時間的默思苦想，忽然有一天晚上，他頓悟了“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這次悟道史

稱“龍場悟道”

。

“龍場悟道”從形式上來說，是一種神秘經驗的獲得，它引導王陽明得到一個實質性的結論，那就是：

理本來不是存在於外部事物中，而是完全地內在於自己心中的。

龍場悟道以後，他提出了

“心即是理”和“心外無理”的思想。

王陽明反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原因在於，他認為“理”是一種道德原則，而不是外在於人的。

當有學生問他“心即是理”與朱熹所說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有何差別時，王陽明說：

“

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

在王陽明看來，至善之理不可能存在於外部事物，道德法則是純粹內在的，事物的道德秩序來自行動者賦予它的道德法則。

如果把道德法則看成是源於外部事物的外在之理，就犯了孟子所批判的“義外說”的錯誤，即把“義”所代表的道德法則看成是外在性的。

所以，人之窮理求至善，只需在自己心上去發掘，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