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登基後不久，唐朝中央進行了有關政治總路線的大討論。以封德彝為首的多數派主張以霸道治國，即嚴刑峻法；以魏徵為代表的少數派主張以王道治國，即休養生息。唐太宗後來回憶此事時感嘆道：“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以王道治國”在漢武帝之後已經成為中國精英界的主流意識形態。經過隋末大亂的唐朝初年國力貧弱，“王道治國”為主導的休養生息國策也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既然如此，主張“王道治國”的魏徵在貞觀初期為什麼會成為朝廷中的“少數派”呢？

南北朝後期，西魏出現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關隴士族，北周、隋、唐三朝皇帝都是關隴士族出身。關隴士族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武德充沛，武德充沛的好處是積極進取，有利於隋朝統一和大唐盛世，壞處是急功近利和不恤百姓，隋朝滅亡便與關隴士族的“武德”有關。

由於隋朝快速滅亡和李淵出身關隴士族，深受關隴士族影響的隋朝舊貴在唐朝初年依然有很大的影響力。比如封德彝就是隋朝舊貴，在李淵時期位居宰相。以封德彝為代表的隋朝舊貴與軍功大臣和寒門士人之間有很多利益衝突，這也是引發“玄武門之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玄武門之變”之後，代表軍功大臣和寒門士人的唐太宗登基。但隋朝舊貴在武德九年（626年）到貞觀元年（627年）依然是朝廷的多數派，特別是宰相多為隋朝舊貴。在有關政治總路線的大討論中，以封德彝為首的隋朝舊貴按照關隴士族的習慣主張“以霸道治國”。

李世民身邊人才濟濟，文有房玄齡、杜如晦，武有李靖、李勣，而大家在談到魏徵的時候，則往往只記得他犯顏直諫，敢說話。可從上文的這幾個例子中可以看出，魏徵在政治上的能力與智慧並不亞於房、杜等名臣。此外，魏徵雖以犯顏直諫聞名，但他也不是無腦亂噴，而是很有技巧地向李世民提出意見。也就是說，魏徵不僅敢說話，而且懂說話，會說話。

值得一提的是，魏徵之所以能成為犯顏直諫的典範，離不開李世民納諫如流的決心。魏徵自己就曾當著李世民坦言道：“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所以只有賢君手下才會出名臣，而昏君手下則盡是奸臣。不是臣子能力或人品不達標，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