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是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在北宋立朝八十餘年後，國家飽受“三冗”危害之時，進行的一次大範圍的體制改革。從整個北宋的歷史上來看，“慶曆新政”對當時的政治結構，以及此後的政治走向都有很大的影響，引領了北宋神宗年間的“熙寧變法”。但是整個新政的實施過程，從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到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罷相出京，在經歷短短十六個月的時間後便宣告失敗。
范仲淹畫像
有著上層統治者支援的變法為何依然失敗的如此徹底？作為改革派籌劃多年的新政為何敗的如此迅速？范仲淹的小夥伴是如何加速了新政的失敗？關於這些，他們有話說！
一、關於范仲淹和他的“新政”，宋仁宗有話說
宋仁宗主政時期，經過父祖兩代的開創和積累，基本上可以過踏實日子了。不過也正是因為父祖兩代的開創，讓仁宗也面臨了很多根深蒂固的問題，所有問題的癥結就是著名的“三冗”冗兵、冗員、冗費。所以在仁宗即位十餘年後，改革日漸成為朝堂的主旋律。也正是在這個期間，范仲淹的改革派逐漸進入了宋仁宗的視野。
宋仁宗
一個改革的失敗與成功，往往與最高統治者的支援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慶曆新政”也是如此。如果把這層關係具象化，也就是，宋仁宗與改革派領袖范仲淹的關係如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過程和結果。
范仲淹第一次被仁宗記住，是在天聖七年，劉太后（既章獻太后劉娥）垂簾聽政，范仲淹上疏劉太后，斥其以袞服拜謁太廟，有違祖制。其二是范仲淹上疏糾彈劉太后大肆修建寺廟。雖然後來范仲淹因此被貶謫，但是與劉太后有隙的宋仁宗，卻深感范仲淹之忠心，對其大有好感，故在自己親政後，擢升范仲淹為右司諫。不過好景不長，范仲淹在後來仁宗廢后和興建新都兩個問題上，與仁宗意見相左，更是被呂夷簡冠以“朋黨”之名，繼而貶知饒州，范仲淹與仁宗之間的關係也是止步於此。
如果說，對范仲淹沒有什麼感覺的宋仁宗，為何還是召范仲淹回朝，任參知政事，主持新政？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范仲淹
寶元元年（1038年）原本在貶知饒州的范仲淹因為西北李元昊的侵犯，在經歷多次敗仗後，不得已被宋仁宗任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然而出乎宋仁宗意料的是，范仲淹這樣一介文士，當了將帥後，竟逼得元昊請和（關於這一部分，可以檢視作者往期文章范仲淹用“四字心訣”對李元昊做了什麼？讓宋夏之間幾十年無戰）。在邊境立有戰功，又在天下士林中頗有威望的范仲淹，就這樣被仁宗調回京，初任樞密副使。後在諫官歐陽修等的進言下，仁宗不得已擢升其為參知政事，主持政事。這裡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仁宗如果真的想改革，又認同范仲淹和他的改革思路，為什麼不直接擢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繞了一大圈後，在臺諫的多次催促下，才正式任命？仁宗真的支援改革嗎？
刻於岳陽樓內的《岳陽樓記》
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後，發現現實情況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樣。仁宗多次催促范仲淹儘快拿出新政的實施綱領。倉促之間，范仲淹向仁宗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仁宗沒有多加論證，隨即命二府開始執行。給人感覺好像就是在應付作業一樣。在時人魏泰所著《碧雲騢》一書中，曾記載道：仁宗密試以策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
而在范仲淹與宋仁宗之間，似乎又少了君臣之間，那種一見如故，乾柴烈火的感覺。至少沒有像後來宋神宗對於王安石那種近乎唯命是聽的態度。而仁宗對於新政的態度，似乎並沒有想象中那樣堅定，起碼沒有像後來宋神宗支援“熙寧變法”那般支援“慶曆新政”。所以，在新政實施後，慶曆四年的六月，在朝中關於改革派的誹謗之聲日益高漲之際，仁宗藉口西北邊事，以安撫使的名義派范仲淹鎮守西北。在喪失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援後，新政的路變得愈發艱難。這也是“慶曆新政”斷崖式下滑的原因之一。
經略西北的范仲淹
二、關於“搞鬥爭”，夏竦有話說
如果按照主流思想，給當時的朝堂劃分派別，那麼以范仲淹、韓琦、富弼等為首的改革派，基本上都是出身於中下層地主階級，例如范仲淹、歐陽修、石介等，均非官宦人家出身。自隋唐以來，統治階層為山東士族和關隴貴族所壟斷，隨著中唐以來的社會變革，原有的貴族集團逐漸沒落。北宋以來，類似范仲淹、歐陽修一樣的中下層知識分子透過科舉的渠道，逐漸登上政治舞臺，進而結合形成一個政治集團。參與“慶曆新政”的改革派也是由此而來。隨著北宋以來自由風氣的日益盛行，在改革派的集團裡既有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還有詩人、詞人、文學家，在整個中國古代，同一個政治集團能夠容納如此門類眾多的個體，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也正是這種豐富的組織架構，或多或少給改革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韓琦畫像
那麼，站在改革派對立面的也就是所謂的保守派，基本是以世家子弟和上層士大夫階層為核心，而在新政實施過程中，被爭議最多，也是新舊兩派鬥爭的焦點。就是“明黜陟、抑僥倖”兩項，“明黜陟”旨在透過改進“磨勘”制度，改變從地方到中央各層官員，只講資歷，不問政績的升遷制度，大力提拔功績卓著的官員，撤換不稱職的官員；“抑僥倖”旨在限制官僚機構人員的日益增多，特別是以恩蔭制度造成的官僚濫進情況，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明黜陟、抑僥倖這兩項制度實在太有針對性了，誰是保守派自己就直接跳出來了。各監司州縣被罷黜的官員、中央的上層官僚成員、丟官丟地的外戚宦官，這一大幫人很自覺的結為同盟，從各個方向對改革派發起攻擊。其中以王拱辰、賈昌朝、張方平為主的保守派槍手，大肆蒐集關於改革派成員的風聞之事進行彈劾。在慶曆四年末，既“慶曆新政”的最後時期，蘇舜欽、王益柔、滕宗諒（滕子京）等相繼被貶謫出京或除名勒停。
岳陽樓內范仲淹與滕子京塑像
但是，保守派的這些所謂“風聞之事”攻擊，並未給新政帶來致命的打擊。只要還沒有涉及到根本問題，對於自己欽定的新政執政人和執政策略，仁宗皇帝不會貿然貶謫或停止。但是，當新舊兩黨雙方的鬥爭日趨白熱化時，鬥爭的方式和內容就發生了本質性的偏移。正是在這個時候，夏竦率先一步，用不太光彩的手段向改革派發起了最有力的一擊。進而拉動整個改革派核心成員的倒臺。
夏竦最初並沒有和改革派交惡，慶曆初年，夏竦與范仲淹、韓琦一起經略西北抵禦西夏，並曾保舉范仲淹為安撫使副使，之間的關係還說得過去。可是西北的戰事一旦結束，雙方的矛盾突然激化。慶曆三年，仁宗下詔調任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這道詔令很快就引起歐陽修、餘靖、蔡襄等臺諫官的強烈反對，認為夏竦“奸邪傾險”不能重用。在臺諫官的激烈反對下，仁宗只好收回成命，改任改革派杜衍為樞密使。由此夏竦與改革派的關係從“同事”關係，變成了“敵對”關係。夏竦先是以“朋黨”之名攻擊改革派，繼而在慶曆四年六月，夏竦令人將石介給富弼信中奏行“伊（尹）周之事”，篡改為“伊霍（光）之事”。且摹擬石介筆記，偽撰廢立詔書。夏竦一手製作的“政變”案，果然給改革派帶了致命的一擊。
夏竦畫像
同月，因“政變”案的影響，在朝深感孤立的范仲淹也頓失昔日的鬥爭精神，只好請求外調，以避嫌疑。范仲淹、富弼先後離開了鬥爭的第一線，至此，“新政”的失敗，已成定局。不久，範、富等人也以“更張國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的罪名被罷黜，其餘改革派成員也相繼遭到貶謫。至此，改革派核心成員及骨幹相繼離開政治核心圈，歷經一年有餘的新政徹底宣告失敗。
電視劇《清平樂》中夏竦
三、關於“朋黨”這個問題，歐陽修有話說
“朋黨”這個問題，在宋代絕對是皇帝心中的一道政治紅線。以唐代牛李黨爭為鑑，宋朝立國之初，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只要不觸碰這根政治紅線，大家仍然可以同殿相稱。但是，一旦有人碰了這根政治紅線，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在幹什麼，請你馬上出去！
很顯然，范仲淹和他身後的改革集團，已經逐漸成為仁宗皇帝心中的“朋黨”。“朋黨”這個身份雖然是保守派給改革派扣的帽子，但是圍繞在范仲淹身邊的確實是一群出身相同，政見相同的青年官員。這群人以范仲淹作為精神領袖，在他的引領下，逐漸形成了以范仲淹、韓琦、富弼為首的改革集團，進而逐漸演變成為所謂的“朋黨”。
電視劇《清平樂》中富弼
從三十年後王安石對於范仲淹的評價；“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可以看出來，范仲淹這個“朋黨”罪名並不冤，王安石既非范仲淹集團，也非范仲淹的反對派，同樣是改革家的王安石把范仲淹等看作一個集團或朋黨，甚至認為其“甚壞風俗”。
范仲淹的身上，在當時有著很濃重的黨派色彩，而他的“朋黨”問題，並不是在“慶曆新政”期間才被仁宗注意到。在“慶曆新政”開始前的幾年，范仲淹因上疏反對宋仁宗廢郭後、以及向仁宗獻《百官升遷次序圖》，彈劾宰相呂夷簡任人唯私，相繼被貶知睦州和饒州。特別是獻《百官升遷次序圖》，徹底與呂夷簡集團發生正面衝突。范仲淹一方的蔡襄作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以範、歐、尹、餘為“四賢”，把不站出來主持公道的諫官高若訥（呂夷簡派）指為“不肖”。此詩雖然傾瀉喜怒，快意一時，傳播於朝野，但無疑也給呂夷簡等人以口實，將黨派鬥爭明朗化了。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仁宗皇帝，對於以范仲淹為首的“範黨”，此時已經是存有戒心。所以在寶元元年，仁宗詔誡百官朋黨，也藉此敲打范仲淹及其同黨。
《四賢一不肖》詩
四年以後，就在范仲淹、韓琦自西北迴京執政時，支援范仲淹的狂熱粉絲石介作了一首《慶曆聖德頌》，其中有：“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之句。這種太過明顯的黨派文章，顯然已經觸及了仁宗皇帝的政治紅線，在時隔四年後，讓仁宗皇帝不得不注意到在改革之下的朋黨之禍。即使啟用范仲淹一派改革，也只是由於國內外局勢險惡，不得已而為之。
慶曆四年初，就在新政執行伊始，仁宗就朋黨問題詢問范仲淹的看法，范仲淹坦言以對：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鑑察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與國家何害？范仲淹的回答擲地有聲，但是仁宗皇帝的內心是不以為然的，所以他又將問題拋給了歐陽修。歐陽修在著名的《朋黨論》中開宗明義，毫不隱晦地指出：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之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之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歐陽修畫像
範、歐二人關於朋黨的論述高度一致，並且毫不避諱承認有“君子之黨”和“小人之黨”的分別，其言辭胸襟確實值得欽佩。但是公開承認朋黨之實，不可避免觸碰了仁宗最為敏感的政治紅線。所以當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之際，仁宗對改革便產生了偏見。特別是最為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歐陽修的《朋黨論》、范仲淹的奏言又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之時，仁宗便下了決心，將“氣銳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政府，先之以安撫使的名義鎮守邊庭，繼之免掉了參知政事的職務。改革派核心成員一旦離開政府，改革就很難執行下去，“慶曆新政”也基本上以失敗宣告結束。
小結
范仲淹和他小夥伴的“慶曆新政”，在北宋，乃至整個古代改革史來看，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這場時間並不長的改革中，逐漸凸顯了古代社會中很多無法避免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隨著社會制度的變化而逐漸演變，直至消失。很多時候，我們是站在後來者的角度來看歷史，看似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可他就在那裡，任你怎樣惋惜，也無可奈何。“慶曆新政”作為中國古代官僚體制內一場良性的制度改革，無論他成功失敗與否，都值得我們去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