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條件上看，武昌所屬的荊楚與成都所屬的巴蜀，在歷史時期，確實未必比江東吳越之地條件差，巴蜀、荊楚、吳越在東周、三國、東晉、十國、元末等時期也頻頻與中州政權分庭抗禮，但為什麼一旦由群雄亂局進入南北對峙便往往由南京（建康）來統領整個長江流域呢？私以為，這與三城所處區塊的域內形勢以及地緣角度的鄰地形勢之差異有關，換言之，南京城在江南域內外有著遠超武昌城、成都城各自在荊楚平原、四川盆地的域內外形勢的優勢，所以才頻頻被選作南北對峙時的南方江域首府。

寧、漢、成三城各自的域內地位

定都是需要綜合考慮軍事險要、政治凝聚、經濟供給三種因素的，且軍、政、經三因素統統需要對映到城池的交通條件與地形條件上。換言之，都城至少必須是在一個“形勝”區域內足以調動域內資源並對內有壓制態勢的城池。

在寧、漢、成三城之中，南京不僅距離上下游渡口較近，而且即便相對於整個江南地區，也是擁有軍事險要可資守備的城池，而同處江南的蘇、杭，則雖然財糧充沛，卻身處太湖平原無險可守，這就為南京取得對江南域內的壓制態勢，奠定了基礎。換言之，京口、燕子磯、採石磯、幕府山、紫金山、丹陽山嶺共同構成了南京周圍應對北方的“江防”與應對江南的“山隘”，龍盤虎踞，此之謂也。

例：六朝時期的揚州刺史始終緊密跟隨著建康方面的政治態度，或者乾脆就是由當朝大員所擔任，除了劉宋中後期曾經設定東揚州制衡揚州，也並未見揚藩像荊藩那樣，冒然與建康撕破臉皮。

反觀武漢，自古以來荊楚腹地便被江陵、襄陽、江夏、長沙四個地區所“分勢”，武漢（武昌）僅僅是其中的古江夏地區最晚近的一處核心城址而已，其歷史地位未必能大幅超過其他荊楚三城。且江陵、襄陽、江夏、長沙又各有各的險要可守、各有各的腹地可資，這就從軍事攻守、政治凝聚、經濟供給三個方面，瓦解了武漢（武昌）獨大的可能。

例：南朝劉宋時期，除了東晉時期州治江陵的荊州以外，還設定了州治襄陽的雍州、州治江夏的郢州、州治長沙的湘州，在從此以後的南朝歷史中，荊、湘、雍、郢四州便基本處於相互制衡的局面，從此便再未出現像東晉那般荊藩獨大的情形，除非因為某種人神共憤的原因團結在一起（反邵戰爭），否則便很難再行對抗建康（劉義宣之敗）。

再看成都，四川盆地一向是巴中與蜀中兩部分，成都與重慶各自把持了盆地兩邊的險要之地，成都把持了金牛道以南的劍閣、綿竹、葭萌諸要地，重慶則把持著巴中道與三峽水道，呈分陝之勢。所以，即便在四川盆地域內，成都也並未能取得對重慶的壓制態勢

寧、漢、成三城所處三區各自的地緣條件

南京所處江南地區，內外水網最為發達，既有恰到好處地捍衛住大片良田以供經濟運作的寬闊江面，還有透過水利工程勾連便能透過淮泗甚至黃河直達中州要地，這就使得江南既能阻擋北方鐵騎於江南良田之外（典型如元嘉失利），又能在蓄積充分後向北攻伐（典型如桓溫三伐、劉裕北伐），即便孫十萬都能頻頻水路出兵合肥，是攻守兩得的。且邊警頻頻深入江北，對於建康政權也是一個不小的刺激，有助於南方政權提高警惕，不被安逸弱化（南宋九妹就受不了這種刺激，所以可不就遠遁杭州圖安逸去了麼）

返觀成都所在的巴蜀地區，不論是向北爭霸，還是向東爭雄，都有著重重山嶺阻擋，唯有依靠河流下切作用形成的山谷之地行軍，這樣雖然擁有了極佳的防禦力，卻也徹底喪失了進取心，不僅北伐如同逆天而行，就連統一南方都很難做到，一旦定都此處，即便原先擁有了整個長江流域，也會如同公孫述、劉備喪失荊楚西部那樣整個喪失掉。

再看武漢城所在的荊楚地區，無論是攻擊還是守備，九省通衢的交通形勢，就決定了荊楚無法透過亂世早期的偏安一方積累資本，以至於荊楚之地完全就是一個南方版的中原，江南勢力、巴蜀勢力、中州勢力、關中勢力甚至晚近的兩廣勢力都能插上一腳，絕非一個可以穩定定都的地區。而且，這種荊楚的域外地緣形勢，也影響到了荊楚的域內四分格局，四面八方的可能來敵，越發強化了歷史時期四座城池的“分勢”，定都此處的任何一城，都很難做到軍權的集中，何況軍權又是君權最為基本的支柱。

由此可見，無論是寧、漢、成三城所擁有的域內歷史地位，還是三城所處的總體地緣條件，以建鄴/建康/江寧/南京先後聞名的南京城，作為江南龍虎形勝之地，自然也便先後成為歷代坐擁整個南方江域的政權首府，而非巴蜀的成、渝或兩湖的荊、漢、襄、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