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來，夏、商、周在禮儀制度上的變化是“損益”的關係，即有所減損或增益。

因此近代史學大家王國維在其名著《殷周制度論》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人的禮樂制度既因於殷禮，因為當時殷人的文化水平確實高於興起於西方的小國周；但在周公、成王之後，周人的禮與殷人的禮差異很大，由此可斷定，周人在革殷商之命後，繼而革殷商之禮，這個巨大的變革即為周公的“制禮作樂”。

那麼，周公到底制了什麼禮，作了什麼樂呢？

至於西周的具體典章制度、禮儀規範、干鏚樂舞，則見於反映周代禮儀的“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根據“三禮”的記載，西周禮儀是一套繁複而嚴謹的等級制度，如規範日常生活的冠禮、喪禮、聘禮、鄉飲酒禮、士相見禮，規範祭祀的祭禮，飲食宴客的饗禮、燕禮，規範君臣上下之制的覲禮、朝禮以及軍隊的出征禮儀——軍禮等。這些禮儀規範的目的在於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可見西周貴族生活在嚴密的等級規範裡。

嚴格來說，周公制禮作樂並非是說在周公之前沒有禮樂，而是周公對禮樂進行了新的定義和規範，使之更符合西周政權統治的需要。周公之前的禮樂在周公革新之後發生了轉向，而中國文明也在周公之後發生了轉向。所以周公制禮作樂對西周以及整個後世的中國文化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