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不久我的家更難了。母親在中學養雞 。每月收入20多元還要功弟弟讀書生活本來就是 強維持。一次我回家發現母親她不上班了，我問她為什麼不上班了，怎麼問她也不說，在我再三 問下，她落淚了，我慌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她說雞場有半口袋飼料丟了，懷疑她拿了，她知道是哪個管理員拿的可是她不敢說。

背了這樣的黑鍋，我聽了也很吃驚，因為母親一生特別看重的是品德與名譽，她怎麼能受如此的委屈啊。安慰母親後，我急忙回農場和愛人說了這件事。他聽了不急不慌地說，“把他們接農場來吧，這孤兒寡母的，困難會更多的，住在一起相互可以照應著”。

弟弟在讀大學，妹妹念小學，母親再不上班，一分錢的收入沒有，最讓我擔心的是母親才四十歲，又聯想起父親臨終時和我說的話，“，，，，任何時候不能更名改姓”，如果母親生活不下去有了那種念頭，我會愧對父親的。聽他這麼一說，同意母親妹妹與我們同住。我不由的一下子僕到在他的懷裡哭了，哭的特別傷心，此時除了他還有誰能這樣幫我啊，我被他所想所做的深深地打動了。

可在我的內心也感到很為難，“她們來了住在哪啊。就這麼一鋪小炕”，我喃喃地不由自主的說著，“就住一起”，他暫丁劫鐵地說。我眼含熱淚給母親寫了封信，說這裡有房子，有工作。不然母親是不會來的。

就這樣母親帶著妹妹從錦州市又來到了農場。我們就住在一鋪坑上，晚上只是在坑的中間吊拉個破床單當簾子，半邊我倆，半邊是母親和小妹妹，，，。

雖然生活困難但總算是少了些我對母親的牽掛，窮些但我精神放鬆多了。他對我母親和妹妹特別好，除了不輕易開口喊媽以外，處處為我們著想。他已經從吸大前門改為抽自捲菸，酒也戒掉了，一分錢不亂花，為此我心裡特別地難過也特別感激他。母親看我們很苦，不忍心再連累我們，她產生了投奔山東父親原籍的想法。她不說真實想法，只說讓我陪她去山東老家看看。我們只知道有個原籍老家，可那裡是什麼樣子，一無所知。但那個老家從小在我的印像中就不好，知道那裡十年九澇是個很窮的地方。我們雖然不喜歡可那裡必竟是父親的原籍，小時候我們看得出父親雖然嫌那裡苦那裡窮，但他總是念念不忘那個地方，把那裡當作自己的根。

在弟弟考取大學那年母親曾設法讓弟弟回過一次山東，她就是想實現父親的 遺願，讓父親的鄉親們知道他的後人成為了所有親屬中第一位大學生。我也想能去那裡看看，去看看父親的老家他的親人，也算是我盡了對他的一份孝心。他在世時經常與我們灌輸，他一生最擔心的就是把自己的屍骨丟在關外，那是他終身的遺憾 也將是我們最大的不孝。母親最瞭解父親的內心，她覺得只有回了老家，她才算是對得起他，她的內心也會永遠踏實。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她怕繼續拖累我們，所以她做出瞭如此的選擇。

湊上路費，母親帶上我與小妹回到了山東家。 我們從沒出過那麼遠的門，真是一個很難找的地方，座了一天的火車，又座汽車，再步行。來到了那個令我們感覺特別陌生的地方。到了山東東平的東豆山，父親堂兄弟，及親戚們非常熱情。互相傳說著，闖東北多年的他，雖然人已過世，但是他的家人總算能回到故土來看看，人們像是看西洋景似的來來往往的看我們，山東人雖然窮但是特別講親情講義氣。 這裡的人那時汽車，火車都沒見過。那種生活環境真的是既窮又苦，比我們所處的環境還要惡劣的多，房子又小又暗，沒有窗戶，全以門透光。幾口家擠在一起，睡的床是用草札起來的，人們吃的全是地瓜幹，把地瓜幹磨成粉汁攤成煎餅算是最好的飯了，吃的人們整天放屁，床鋪下全是臭蟲，牆壁上蛇虎子亂跑 ，嚇的我晚上不敢閤眼，人們好長時間都不洗臉，腳上的春有大錢那麼厚，孩子們穿的都是開了花的空心破棉襖，當時山東黃河兩岸那種十年九澇給人們帶來的窘境不堪入目。黃河，禿山，貧瘠的土地，沒有一條像樣的路，偏闢貧窮的情景，讓我們看了望而生畏。 面對著如此情境，我看得出母親心情非常沉重，我想她的心境一定非常矛盾與複雜，但是她還是下了決心，她與一位堂兄說了她的想法，她想留在這裡 。那位叔伯大哥就算是當地有頭腦的年青人，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聽說母親會用縫紉機，就為母親盤算著生計，可以做點縫紉活。

可我目睹了那種現狀也下了決心。“不，你們不能留這”。母親含著淚拉著我說，“我們出去說吧”，於是我與母親和妹妹去了後山，那座禿山就在村子後邊。到了後山沒人的地方，我拉著母親領著妹妹，想著這裡人們生活的情景，心如刀札一樣難受，還沒等我說，母親敞開了心腓，她仰面朝天用手捂著臉哭泣著說“我不想再拖累你們了，也算是如了你爸爸的心願”。我和妹妹都哭了，妹妹哭著說“我不想呆在這”。“不行，不能呆在這，都回去，再難也比在這裡強，死活在一起”，聽我這麼說，母親只是緊緊的拉著我的手哽咽著，好像我真的要把她拋掉似的。我說，“不住了，明天我們就走！回家”。妹妹哭泣著說。“媽媽別哭了，姐說了咱們還回家”。決定後，一下子好像心情平靜了許多。煙消雲散了，其實母親那個決擇也是十分痛苦的，因為她生在東北長在東北對這裡的一切無一不是那麼陌生。當晚我就決然地與叔父和堂兄說了我們的想法。

在回家的火車上母親的心情放鬆了，不再是滿臉愁雲的樣子，她笑著跟我和妹妹說，回家好好給你們改善一下。到家母親用那僅有的一點白麵為我們做了一鍋麵條，拌上醬油，香香的吃了一餐。從此母親再也不說回山東家的事了。

一年以後，愛人接到了調令，調回瀋陽，省農業廳工作了。我們一點也沒猶豫 ，因為他可以從事了自已的專業。有的同志為我擔心，因為我當時雖然是個廣播員衝其量就是個農業工人而已。我深信他的人品，沒有擔心。 從此我們開始了兩地生活。

他每月開資後就去弟弟的學校，請他下次飯館再給他10元零用錢，月月如此。把婆婆給他做的新衣服和最好的呢子衣服都拿給弟弟穿。食堂的細糧票自己不吃，節省下來，用小口袋帶回點細糧給我們，那怕是幾斤。每月給我20元錢養家，他自己就靠下鄉出差的補助，自己從不錯花一分錢。

困難時期漸漸過去，農場分給幾分地，我們可以種點地瓜，玉米，種點菜。他每兩三個月回次家。農場好不容易分給我們一間帶有兩個小屋的相房，儘管房子很破舊，又低又矮但總算是有了兩個小炕多了一堵牆。弟弟放寒暑假也都是來我這。

一次他假期來家買了一些小小的電子管和電組電容小零件，整天的拿個小烙鐵，焊著接著，說是要給我們做個收音機，我和母親笑了，其實我們不信他會有那兩下子。一天突然有了聲音，那聲音只是從幾個零件中發出來的，我們很驚奇，他真的弄響了，我們聽到了那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聲音，在這麼個一貧如洗的家裡，能聽到那麼清脆的廣播的聲音，簡直是不可思議，我們都高興的不得了，突然又不響了，弟弟說還沒弄好呢，幾天後他真的成功了，是一個連殼都沒有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電容器都在外邊暴露著，底下只有一塊小木板託著，就這樣我們讓他釘在了牆壁上擺著，這就是我們家中的四大件中的第一大件了。雖然只能聽一兩個臺，母親確如獲至寶，她總是笑著看著那玩藝。我想她更多的是高興在，弟弟真的是已經學有所成，有了技術，讓她看到了曙光與希望。

一年冬天快過年了，我處在臨產期。快臨產了。因為年輕我自已沒把生孩子看的太重，這已是第二胎了，第一個孩子沒活成，我愛人非常上火，但他不多說什麼。這次他一直擔著心，只要有時間就往回跑，就在他來家第三天我要生孩子。農場沒有正規的醫院，沒有產房，甚至於沒有產科醫生，只是接產婆來家接生，可能他怕有意外也在旁邊守著，母親攆他說，“男人不好看女人生孩子”，好像是說男人看生產會倒黴的，他也不管，他就是不走怕有閃失。

鬧了一小天，總算是順利的生了個女孩，老孃婆說，生的真快。當我精疲力盡地躺在那裡時，他的臉色臘黃湊到我跟前說，“可不能再生了，我被嚇死了，現在兩條腿還在哆嗦不聽使喚”。聽了這話我反倒覺得很自毫，因為總算是讓他說了句熊話，他從來不服什麼事情。當時我也很興奮，忍著難受還和他半開玩笑地說，“知道什麼叫下人了吧！”。

孩子生下來他可慘了，因為孩子太小，可能是營養不足的關係，才四斤多。屋子裡只有個小地爐子，特別冷。孩子眼看著上不來氣，憋的臉色鐵青，把我們嚇壞了，他靈機一動，急急地把孩子放在了自已褲襠裡，自已又圍個大被子，座在我旁邊，邊陪我邊暖著孩子，整整一宿沒閤眼。看我醒了。他笑著輕輕地對我說，看！看！孩子好了。我申手一模孩子的身上是暖暖的，安靜地睡著了，可他的肚子冰冷冰冷的。眼淚奪框而出。就這樣總算是孩子得救了。我 過了產假上班以後，每天母親要步行抱著孩子去廣播室找我給孩子哺乳，一天要跑兩次，我婆家聽說這件事給我們寄了六十元錢，讓我們買個嬰兒車，其實他們那裡知道我們那裡一條好道都沒有。不久，省裡農業廳辦個展覽館需要人，他回來跟我說，這是個解決兩地生活的機會問我想不想去，我那能不想去啊，可想了想，我說“這又有老又有小的，去城裡怎麼活啊！只能呆在農場，這裡有點地種，花銷少”，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兩地生活。這個家儘管很窮，很難，可我們總是信心十足，心心相印的各自努力的向前支撐著。他從不抱怨也不嫌棄。我們之間從來沒有說過，乃至做了五十多年的夫妻也沒說過“我愛你”，和誰愛誰的那些話，說不出口。但是他為你做的每件事，一言一行，無不詮釋著對你的真心與愛，他從不從口中說出對你的愛，但是能讓你從心靈深處感受到那種愛孕育著無窮的力量，那種愛不完全只是情感而是善良的使然，讓你回味起來就能心痛到極處。所以他給予我的這種從不表白的親情與愛，總是能讓我變成滴滴的淚水，他對你有多少愛你的心就會有多少痛。

夫妻在一天一天所過的日子中，相互給予的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是在幾十年漫長的歲月裡以千千萬萬的鎖事與情愁中用血與淚譜寫而成的，一件件讓你動心的事情，會讓你永生不忘，回味無窮。儘管在日常生活中有過爭吵也有過打鬧都沒有關係。

窮點，苦些，但是當時沒有不羨慕我們這個家的，認為我們這個家將來一定會過的好。家中有一個既英俊又帥氣的名牌大學的大學生，有一位賢惠能幹的母親支撐著。有個堅強的男人的肩膀可以依靠。別人的眼裡我也是個要強的女性。這就是我們的驕傲也是母親的資本。

說到窮，過去為窮不知誤了多少好事。弟弟有個高中時的女同學，兩個人一直要好，相愛著。弟弟剛上大學時，女孩沒考取先參加工作了，還給弟弟寄過錢幫過他。但是由於她母親嫌我們家太窮了死活不同意，硬是給折散了，為女兒找了個文化不太高的軍人。他們就被迫分了手，夏天弟弟放假回家心情十分低落，臨走時竟然找不準座火車的方向。母親很擔心，讓我再為那女生寫封信，我費了好大的勁，寫了一封自認為是非常感人的長信，總的意思表態我們全家今後決不會牽扯和拖累他們，可那封信發出後音信皆無。 （二十年後弟弟還是牽掛那個高中女同學，不知她活的怎樣，借開會之機透過同學找過她，沒找到。退休以後，透過網路知道了她在河北，聯絡上，他們自然聯想到當年，那個女同學說“幸好我們沒在一起，否則你不會發達。因為我的命運不好，會牽連到你的，”她一生都很低落”弟弟是有良心的人。以支助她孩子上學的名義給她寄些錢，了去了她當年給他寄過錢功他念書的人情。他還說，當年錢不多可情無價，弟弟做事很坦誠這些事都與她愛人和我說）。

母親和妹妹雖然住在我家，其實跟我吃了不少苦。母親把我們的孩子照顧的特別好。整天抱在懷裡，洗的乾乾淨淨，擦的香香的，在那小小的額頭上用火柴頭沾著紅印泥點上五個小紅點點。給孩子哺乳時一看到那個小點點我就想笑。母親還在院子裡用繩栓著養了一口豬。賣了，用那幾十塊錢給我買了塊上海表。母親善於與臨裡相處。有一個臨居在招待所工作，她時常讓母親幫忙洗被子，能掙些零用錢幫我。農場有些產品外銷有時裝火車可以掙幾元錢，她也爭著去幹，母親雖然沒有文化，但在為人處事上總是那麼善良大度，樂於助人。

我經常與她講我工作中的事情。每天下班回家，端起飯碗就會情不自禁向她說著工作中的所有事情，她總會給出一個好主意。她想事情頭腦清醒，就像讓我當農場工人這件事，她還是迂事有遠見的，不然我念那點書那有機會參加工作啊。她總是在教育我們迂事要大度，少計較，多幫幫別人迂事別人才能幫你，你做事多想別人的好，不要總看人家的過。我隔壁家姓徐。家中六個孩子，生活特別困難，我孩子經常脫下的衣服，我就找不到了，猛然看見穿到那家孩子身上了。我就明白了，是她又送給人家了。有一家人，男人還是黨辦主任。家裡四個孩子，家屬沒有工作，一個人五十元的工資養活那一大家子。每月不到二十天就不得不借錢。她總是找我母親借那五，七，八元的。

有時我想，我們後人之所以不錯，都是因為父母為我們後人積的福。

組織上看我已做廣播員多年，表現還不錯，就把我調到一個分場做專職團支部書記，那個分場是在二十里路以外的地方，每次回家都是途步，走二十多里路，得兩個小時。我惦記著家中的孩子與母親和妹妹，或者我愛人回來要回家，有時不得不頂著月亮往家裡跑，跑回去看看他們，第二天在沒上班之前就得趕回。

我們那個領導，分場的書記是部隊轉業的幹部從軍墾分到這農場的。他也是單身與妻子兩地生活，每月發了工資就急忙給家裡寄錢，場長開玩笑說他就是印鈔機，因為他除了幾元錢飯票，一分錢不多留。一次他的家屬來探親，我們都非常吃驚，那夫人太漂亮了，領個小女孩子也特別乖巧可愛，她的衣著打扮一派城裡人的派頭。說著一口標準的天津話，聽起來好像在唱歌。完全不像個婦人倒像是個青秀的學生。她小書記十來歲。我們都十分羨慕書記有這麼一個幸福的家，可是他們一年只能見上這一次面，那個書記人非常老誠踏實。講話時，都是實實在在的大實話，聽說他的身上還帶著彈片。好像他有過言論錯誤才送到850農場的，我們都十分不解，這麼老誠踏實的人怎麼可能呢，他夫人來探親一般是住上幾天就走，書記常年不回家因為他也沒有自已的家，媳婦常年住在孃家。我們都非常地可憐同情他。他時時事事用軍管的辦法約束著自已嚴格地管著我們。有這樣的領導看著，我那敢總往家跑啊！ 那時所謂共青團的工作，也都是中心工作，蹲點，下鄉，督促春種秋收夏天防蟲都是大地的活，和農工一樣跟著太陽跑。

弟弟轉眼已讀大四了，學習成績非常好，當時大學還搞因材實教，每個班級有一，兩名學生可由教授直接帶著多給授課。他也由一名教授帶著，經常去教授家單獨上課，多學了很多知識。文革開始這種教育方式又被否定，說什麼這是在助長白專道路，他被學校和同學視為白專道路的典型。有這一背景的他不能像其他學生那麼革命，那麼鬧騰，回家等著那遙遙無期的復課之日和畢業分配。本來應在66年畢業的他直到67年才分配，在同學中交了個女朋友被分配到邊遠所謂三線地區四川重慶。當時的分配原則是遠是對，近是墜，不遠不近是光棍 。

畢業後他兩先一起來到農場，我們把那個小炕倒給他們同住，就算是結了婚。婚後去了那他們從沒去過的大南方，開始了建設三線艱辛的創業歷程。

妹妹初中一畢業就參加了生產隊勞動，每天天不亮手裡拿塊大餅子就下地幹活。使我們沒想到的是她特別能幹。地頭休息她也不閒著還要拾柴草，收工時揹回家。掙的工分一天也就合幾角錢。她不僅能幹又要求進步，很快入了團，當了生產隊的團支書。這時文革已經開始，每天白天下地，晚上開會，批這批那，學這學那，我的女兒三四歲了，特別願意和小姨在一起。

她常帶上我女兒去開會。一天正開著一個批鬥五婁份子的大會，女兒喊著，“小姨小姨我這咬個小紅包包”，一下子把會場給“砸了”，連那個被斗的五婁份子都笑了，多埃了好幾拳，人們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