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寫了大西軍抗清鬥爭的這十餘年的歷史，但是還缺了晉王李定國的人物評述，今天就補上，同時，由於篇幅和時間的原因，分為兩篇文章來寫。

很多人都喜歡把晉王塑造為高大偉岸，潔白無瑕的形象。而我認為，這種想法是過於片面的，要評價李定國這個人，是絕對不能離開歷史背景的，尤其是“流寇”這一團體。

無論是對於朱明皇室，抑或是明廉恥的武官文臣，或者是底層的平民百姓，明末的歷史都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昭宗皇帝朱由榔逃出昆 明時，見到路上逃命計程車兵百姓因為人數過多，幾乎把道路塞住““王發雲南，從者數十萬人。既至碧雞關，民兵呼哭，聲震山谷。”《殘明紀事》”朱由榔在車輦上失聲痛哭“以朕一人而苦萬姓，誠不如還宮死社稷，以免生民慘毒！”皇帝為什麼哭呢？因為愧疚，愧疚的是生民塗炭，同時也因為恐懼，恐懼的是大明江山即將傾覆，自己不久也將死於非命，而皇帝自己卻無能為力，這對他來說當然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李定國也是如此，而他的一生不僅充滿了悲劇，而且也是矛盾的一生。

李定國，陝西綏德人，《李定國紀年》中說其大概生於1620年，也就是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而李定國本人參與過1641年張獻忠軍襲擊襄陽的戰鬥，和先鋒十餘人共同混入襄陽城內，由此可見此時的李定國肯定在15歲以上，十七八歲的也有可能，所以以此推之，說他出生在1620年左右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在這個年份出生，他的童年註定不會幸福。

崇禎初年的陝西具體的情況，已經不需要多說，所以李定國究竟是如何進入張獻忠軍中的，雖然說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記載，但是也不難猜，要麼是饑民或者是生活狀況極其困難的明軍官兵攜家帶口投奔張獻忠軍，要麼就是被張獻忠軍搶掠而來，當然，無論是哪種，李定國的父母很可能在其幼年之時就已經離開人世，一個孤苦伶仃的小兒混雜在一群流寇之中，整天面對的是“殺人遍野”的慘狀，而周圍的人談論的都是屠戮、放火、搶掠之事，可能在最開始的時候幼小的李定國是抗拒這些事情的，然而最終，他也被同化了。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李定國早期的一些活動中可以發現不少的屠戮記錄，哪怕是進入雲南之後。

因為，在他生命的前20多年中絕大多數的時間裡他和自己的兄弟們以及義父都在幹類似的事情。但是，他依舊是有底線的，其實不只是李定國，雖然說大西軍在張獻忠時期絕大多數的時間裡就是一支放火搶掠屠戮的流寇隊伍，但是在隊伍中的很多人中，我們都能看到善良的一面，比如，張獻忠在進入成都之時就準備將成都居民全部殺掉，馬元利、李定國、孫可望、張能奇、白文選、張化能、劉文秀等人“皆俯伏流涕諫”，而在張獻忠最終失去控制，下令部下對無辜平民大加屠戮之時，有不少大西軍士兵為了拒絕接受殘暴的命令而自盡。

所以人都是複雜的，無論是李定國也好，還是其他的大西軍將吏也罷，有兇狠殘酷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他們之所以在一些時候會對那些無辜受難的平民持同情的態度，可能是由於自身性格中所殘存的一些善念，也有可能是同為底層（或者出身於底層）的同病相憐。

至於為什麼在張獻忠死後仍然會出現一些屠戮平民的記錄，有的時候可能只是一念之差，比如李定國、劉文秀攻打臨安州，城牆上的沙定洲守軍“槍子如雨”，打得攻城計程車兵死傷慘重，這時候，軍隊的將領恐怕很難不受到情緒的影響，即使將領不受到影響，破城之後計程車兵們也絕不會保持一絲憐憫所以，當衝動戰勝了理智的時候，悲劇就已經發生了，無論事後再怎麼後悔，城池也已經變為廢墟了“（劉文秀）入滇之初，曾屠武定，既而悔之，自是不妄殺一人”《南明野史》

而正是因為“兇狠殘忍和善良同時展現在一個人的身上”這種矛盾的表現，讓南明政權在感情上更容易被大眾接受，而他們的死敵清軍則是所到之處雞犬不寧，每一個清軍士兵都在掠奪。所以當你在史籍中讀到李定國等人的時候，會發現在1644到1683這暗無天日的40餘年間，是可以在這些人的身上看到一絲光明的。在清軍逼近昆明的危急時刻，白文選想要燒掉昆明堆積如山的糧草防止被尾隨而來的清軍所利用，李定國長嘆一聲“我等到雲南十餘年，也作踐百姓夠了，若不留下倉糧，深為民累！”糧食最終還是沒有被燒掉。

如果燒掉昆明的存糧，那在貴州收集糧草就極其困難的清軍進入雲南之後勢必斷糧，而危如累卵的永曆政權也就多了一絲生機，但李定國最終沒有這麼做，不是為了別的，只是怕“深為民累”而已，而他自己以及他的陛下朱由榔，最終為這一善舉付出了沉重的代價。